珍·古道尔（图片来源：豆瓣）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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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日上午，美国洛杉矶，当地高中EF Academy的近800名师生和家长正在礼堂等待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的一场演讲开始，正在发言的校长被手机提示打断，几分钟后，他宣布了古道尔离世的消息，台下一片愕然。这则消息来自珍·古道尔研究所，据悉，古道尔因“自然原因”去世，终年91岁。
展开剩余87%图片来源：珍·古道尔研究所Instagram主页
这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对很多人来说，古道尔的生命从未有停止的迹象，即使在晚年，古道尔仍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她每年有300天要在全球各地演讲，从印度、马来西亚到中国，再到新加坡、尼泊尔、美国，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如今回看，这一切似乎带着一种生命尽头的紧迫感，她几乎不给自己留任何休息时间，迫切地想向更多人宣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宣讲希望的力量。
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概括古道尔对世界的影响。她是动物行为学博士，曾为科学界带来突破性变革，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之一，联合国和平使者，一位全球偶像。
2024年11月底，珍·古道尔第17次到访中国，在北京的五天时间里，她参加了近10场公开活动，所到之处形成了现象级的瞩目和欢迎，庞大的人群、摄像机和手机围绕着她。她出现在课本里，网络中，被无数青少年视为人生典范，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孩子在与古道尔合影后说道：“这辈子值了。”
在讣闻中，珍·古道尔研究所写道：“在她的一生与非凡的职业生涯中，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给无数不同背景的人们带来希望，并不断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产生影响——只是取决于我们选择带来怎样的影响。”
重新定义“人类”
1934年，珍·古道尔出生于英国伦敦。两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她一个黑猩猩布偶，她将其取名为朱比莉。十岁时，她读到《人猿泰山》的故事，并决定以后要去非洲和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写关于它们的书。在此后的人生里，古道尔总是将自己的科学生涯追溯到童年时期堆动物和非洲的热爱。
母亲范妮·古道尔（Vanne Goodall）是一位作家，她是古道尔最坚定的支持者，并在女儿的许多作品里扮演了主要角色。1960年，古道尔在母亲陪伴下前往坦桑尼亚的贡贝保护区开展研究，就此开启了自己的传奇生涯。
古道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东非野生黑猩猩——基因上与人类最接近的物种。某天，古道尔发现一只黑猩猩在使用茎和树枝作为捕捉白蚁的工具，随后她通过证据表明，人类并非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当她将这一发现告知自己的导师、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时，利基惊呆了，因为制造工具一直被视为人类区分于动物的标志，他宣称：“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承认黑猩猩也是人类。”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古道尔还发现了黑猩猩之间丰富的交流系统——它们发出的声音并非随机的噪音，而是有特定区分，并伴随着手和头的补充姿势。这一发现被新近研究引用，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语言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或许早已存在于黑猩猩与人类的共同祖先之中。
此外，古道尔也发现黑猩猩之间的个性差异。她给每一只黑猩猩取名字，从求偶、交配仪式、生育和养育等不同环节了解它们，坚持不懈地记录它们“丰富的情感生活”。这在当时曾遭到同行的批评，有人指责古道尔不应该给黑猩猩命名、不应该认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有“个性”。
对此，古道尔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如果仅仅用数字来指代黑猩猩，那她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和情感上都不会引起太大的共鸣。“我总是惊叹于我们与黑猩猩的相似之处，其实和其他动物也一样——我们共享恐惧、疼痛、愤怒之类的情感。”她曾这样说。
图片来源：豆瓣
古道尔的这一系列发现被学界称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鉴于其对科学的贡献，剑桥大学于1961年破格录取古道尔进入博士项目——当时她还没有本科学位。1965年，古道尔获得博士学位。
在以男性为主的科学界，古道尔的成功为更多女性打开了职业道路的可能性，在她之后，戴安·福斯特（Dian Fossey）、谢丽尔·诺特（Cheryl Knott）、佩妮·帕特森（Penny Patterson）等女性学者开始在灵长类行为研究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19年，灵长类动物学研究者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实现持平。
与许多科学家不同，古道尔还将科学研究和自己的生命经验交织在一起。1964年，古道尔与野生动物摄影师范·拉维克结婚，并在三年后生下唯一的孩子雨果。她表示，自己的育儿理念和策略都基于她从黑猩猩身上学到的技能和价值观。
她将动物命运与人类命运深深关联在一起。1966年，贡贝的黑猩猩群体出现脊髓灰质炎，在接种疫苗后，其中一只黑猩猩的病情过于严重，古道尔为它进行了安乐死，在听到他人的劝慰时，古道尔激动地说：“抱歉，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人说什么……我无法看着动物受苦，就像我也没法看着人类受苦。”
拯救世界的热情
古道尔广大的公众知名度，很大程度上也来自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助推。196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部关于她工作的纪录片，古道尔温文尔雅、博学多识的形象，与美丽而危险的自然保护区，顽皮、善变的灵长动物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吸引力的画面。此后，古道尔的形象便时常出现在各大报刊和电视节目中，许多人最初都是通过这些影像得知古道尔，进而开始了解她所从事的事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古道尔对此并不排斥，只要能帮助她实现这份事业。1960年代，《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她在坦桑尼亚野外工作的照片：一个扎着马尾、身穿短裤的年轻女子。照片里的双腿引发了评论，有些心怀嫉妒的男性科学家抱怨，她能上封面、能拿到研究经费，全都是因为那双腿。今年参加播客Call Her Daddy时，古道尔回忆起这段往事：“要是今天有人这么说，早就被告上法庭了吧？可在当时，我唯一的心思就是回到黑猩猩身边。所以如果我的双腿能帮我拿到经费，那谢谢你们啦，我的腿！”
1970年代，古道尔开始减少直接观察黑猩猩的时间，转而投入保护它们即将消失的栖息地，她公开反对捕捉野生黑猩猩用于动物园展览或医学研究，为此走遍世界各地，向广大公众宣传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1977年，古道尔创立珍·古道尔研究所，并将其发展为世界最大的非营利性全球研究和保护组织之一。
她将这份希望投向年轻一代，研究所的“根与芽”（Roots and Shoots）项目于1991年启动，在120个国家向年轻人传授自然保护知识，目前已经成立超过一千个小组。2002年，联合国授予古道尔“和平使者”的称号，这是联合国授予全球公民的最高荣誉。
2022年，美泰公司推出了一款珍·古道尔娃娃，作为芭比品牌“鼓舞人心的女性”系列的一部分。古道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自从年轻女孩开始读到我的早年经历以及与黑猩猩的工作以来，很多很多人都告诉我，她们因为我而投身于自然保护或动物行为研究。我真心希望这能激发人们对自然世界更多的兴趣与热情。”
据曾采访古道尔的《纽约时报》记者凯特琳·艾因霍恩（Catrin Einhorn）透露，古道尔晚年奔波的另一项使命是筹集资金，她想要竭尽所能地确保研究所能在她去世后继续开展保护和教育工作，“她似乎决心利用自己的名声——以及人们对她的敬意——去推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采取行动。”
2024年12月，北京，珍·古道尔站在椅子上完成了40多分钟的演讲（图片来源：“珍·古道尔希望之旅”社媒）
每一次演讲的末尾，古道尔都会号召大家一起喊：“Together we can, together we will, together we must save the world.（我们一起可以，我们一起将会，我们一起必须拯救这个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古道尔曾被记者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在希望——她在人类智慧、自然韧性、年轻人的力量以及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中找到的希望——和自我麻醉的虚假希望之间取得平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希望不仅仅是空想”，她将希望形容为一条漫长、黑暗的隧道尽头的一颗星星，我们并不能坐在隧道口等待希望自己走来，她说，“我们得挽起袖子，束上腰带，翻越、钻过、绕开一切障碍，才能抵达那颗星。”
在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希望之书》中，古道尔将死亡作为自己的下一场伟大冒险，她写道，当自己说出这个回答时，台下是“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一些紧张的低笑声”，于是她说，“好吧，你死的时候，要么是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是这样那也不差——要么是会有点什么，如果有点什么发生，我相信没有什么是比这个发现更大的冒险了。”
（界面新闻记者丁欣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材料：
https://janegoodall.org/
https://www.nytimes.com/2025/10/01/obituaries/jane-goodall-dead.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10/01/climate/jane-goodall-intervi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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